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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所立之学——国学的发展概述201057

作者: 来源: 日期:2011-6-19 19:52:56 人气: 标签:

    季羡林老先生是我国的国学大师,他在多年的研究中对国学有着独到的见解,国学热是当前的主要话题,我们讲究刚柔并济,阴阳协调。

一、国学之演变

“国学”一词,古已 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唐会要》中也说:“贞观五年以後,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

近代中国国学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从日本引进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全盘西化,当时激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认为日本大和民族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有自己的国学,有自己的国粹,用不着全盘西化。日本人所谓的国学是指在日本本土发生而为日本所特有的学问,与西学相对。后来黄遵宪、梁启超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来,专指在中国本土发生而为中国所特有的学问,与日本国学原来的所指完全不同。自从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就成了一个文化讨论的关键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色彩,褒贬不一,至于就这个名词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来说,却是聚讼纷纭,混乱不堪,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暂且避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干扰,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从名词本身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先谈国学包括哪些内容,这是这个名词的外延,再谈国学的核心价值,这是这个名词的内涵。

二、国学之含义

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三、国学之分类 (一)考据治学 考据之学是实事求是的考察真实的学问,又可细分为三项: 1 、考求文字的真相 包括研究字形结构的文字学,研究字音的

三、国学之分类

(一)考据治学

考据之学是实事求是的考察真实的学问,又可细分为三项:

1、考求文字的真相

包括研究字形结构的文字学,研究字音的音韵学,研究字义的训诂学。文字学又可分为普通文字学、古文字学、俗文字学、字书学等。音韵学又可分为普通音韵学、等韵学、古音学、韵书学等。训诂学又可分为普通训诂学、语词学、方言学、训诂专书学等。在《马氏通文》之后,又发展出语法学,包括普通语法学、文言语法学等。以上是识字和读书的基础,是一切学术的根本。

2、考求书籍的真相

包括书籍著录的目录学、研究书籍版本的版本学、研究书籍勘误的校勘学、研究辑录的辑录学、研究书籍真伪的辨伪学、研究书籍年代的避讳学等。这几门学问,古代人称之为治学的门径。

3、考求文物的真相

包括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古迹、文物的考古学,研究中鼎彝器、碑铭刻石的金石学,研究龟甲兽骨刻写记号的甲骨学,研究出土竹简、帛书的简帛学,研究西域文献的西域学,研究敦煌文献的敦煌学,研究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库档学等。这些出土或新发现的实物资料,往往对国学研究有突破性的影响。

(二)义理之学

研究国学的思想理论、内涵精神之学,可细分为下列诸项:

1、经学

经学史中国学术的主流,在国学研究中是很重要的方面。包括经学思想、经学历史、经学专著研究等。

2、诸子学

凡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及其著述,皆可归于诸子的范畴。先秦诸子中,儒家的孔子、孟子过去列入经学,现在也可与荀子一样,列为子部。还有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管子、韩非子,名家的公孙龙子,阴阳家的邹字,杂家的《吕氏春秋》等。两汉诸子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杨雄《法言》、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等。两汉以后,如徐干《中论》、王通《文中子》、刘基《郁离子》等,也是具有独立思想的著述。

3、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代一种崇尚老庄道家的哲学思潮,是魏晋人士生活放达、精于思考时代精神的表现。当时人士崇尚清谈,以老、庄、《周易》为三玄,弃名教而任自然,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经典,加以佛教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追求玄虚义理的学术风尚。大致可分为三阶段:正始时期的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竹林时期的玄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原康时期的玄学家以向秀、郭向为代表。

4、道教神仙之学

东汉末年以后,道教形成,《抱朴子》、《太平经》等道教学术著作自成系列,社会上道观林立,对中国民俗风情、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六朝隋唐佛学

印度佛教,相传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在六朝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逐渐成为中国人信仰和发展的宗教。到唐代,佛教发展为十大宗派,完全中国化,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门类之一。

6、宋明理学

宋代以后,儒学受到佛学和老庄之学的激荡,而产生出宋明理学。有北宋的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到南宋朱(熹)、陆(九渊)和永嘉学派,又发展到明代的王阳明心学。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

7、清代的汉学与宋学

清代学者发展出的主张或汉学或宋学或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

8、新儒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处理一批著名的的思想家。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由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50年代至70年代,在香港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他们所重视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把它看作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和开发现代科学与民主事业的根据。

(三)经世之学

读书治学的目的,由内外两端,向内讲究修养性,发展完善的人性;向外主张贡献服务于社会人群,如此才能将知识转化为有用之学。如果说义理之学为体的话,那末经世之学便可视为用。可分三类:

1、自然科学

即研究人类生活与自然关系之学。包括天为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

2、社会科学

如研究人群血统演进的“氏族学”、记载人类生活的“史学”、研究人群战争的“兵学”、研究人群组织管理的“政治学”、研究财政食货的“经济学”、研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学”、研究人群相处规范的“礼俗学”、研究学识经验传递的“教育学”等,都可概称为社会学。

3、应用科学

人类发明了许多技术,来维护和改善生活条件,叫应用科学。如有关衣食的“桑农学”、治理水土的“水利

(四)辞章之学 辞章之学可称为文艺之学,包括文学和艺术两项。 1 、文学 在清代以前,文学是文字著于竹帛之学的总称。以后,文学逐渐自觉独立。如

(四)辞章之学

辞章之学可称为文艺之学,包括文学和艺术两项。

1、文学

在清代以前,文学是文字著于竹帛之学的总称。以后,文学逐渐自觉独立。如有研究文章体制作法的“文章学”,研究文法结构的“文法学”,研究文采修辞的“修辞学”。研究诗、词、曲、赋、戏剧、小说的分别称作诗学、词学、曲学、赋学、戏剧学、小说学等。研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叫“文学批评学”。研究著名作家或作品的也可独立成学,如研究《文心雕龙》的“龙学”、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等。

2、艺术

艺术包括音乐学、书法学、绘画学、舞蹈学、雕塑学等。

考据、义理、经世、辞章之学并非截然独立,而是必须结合的一个整体,才是完整的国学。考据之学是接受和检验知识之学,由外向内,臻于至真;辞章之学抒发情意,描状自然,由内向外,臻于至美。义理之学是体,经世之学使用,替用结合,内外兼修,旨在造福人群社会,臻于至善。

至真、至善、至美的社会人生,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追求的远大目标,也是我们研制国学的理想和企盼。

 

四、学国学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学术界围绕着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一个是“全盘西化派”,另一个是“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当时所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是由传统遗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因袭的重担,为了向现代转型,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西化。“本位文化派”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进路,只是在物质文明层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主张“中体西用”。这两个思想派别,前一派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后一派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把这两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辜鸿铭,都兼收并蓄到北大,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入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华文化的转型和复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向。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但是后来收归国有,改造为清华大学,立即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致力于中西会通,这种理念宗旨是和蔡元培先生完全相通的。

当时的所谓中学,也叫做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问。照“西化派”的观点看来,西学先进,中学落后,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先进与落后之比,新旧之比,时代先后之比,传统与现代之比。但是照“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由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民族性,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如果否定传统,与传统割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国将不国,现代化的事业也难以取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根据《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炼出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命题,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所谓“旧邦”,指的是古老的中国和传统的文化,所谓“新命”,指的是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的事业。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中西会通,新旧整合,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冯先生的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愿,也是对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两派争论的一种折中调和。

大跃进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至于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破不立,破字当头,只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都破掉,弄成一张白纸,才能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什么也没有画出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传统都属于被打倒之列,孔子的儒家思想更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到了八十年代,告别“文革”,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以《河殇》为代表的思潮。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封建、落后、反动,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阻力。就指导思想来说,虽然《河殇》批判国学和“文革”不一样,一个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极左思潮,但是他们共同继承了五四时期激进派的做法,联手起来,左右夹攻,来否定国学,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势的话语,使得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显得封建、落后,反动。

学”、房屋园林构建的“营造学”、治疗疾病的“医药学”等。

季羡林老先生 进入九十年代,国学出现了一点复兴的迹象,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消歇了。当时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季羡林先生,张

季羡林老先生

进入九十年代,国学出现了一点复兴的迹象,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消歇了。当时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季羡林先生,张岱年,他们在教授的圈子里搞了一个学院派的国学,出了一批国学丛书。可是马上受到了批判,认为是一股复古思潮,不利于改革开放。

回顾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激进派一直占据上风,保守派则是弱势群体,居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直到21世纪,国学的命运才算真正有了起色,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股“国学热”不是政府的推动,不是学者的提倡,也不是媒体的炒作,而是由民间的各种自发的力量所促成。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寻找文化认同。21世纪的中国,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经济起飞,文化失落,经济上创造了世界的奇迹,文化上却由于长期对国学的否定,缺乏应有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和整合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定位和确认,涉及到精神家园的依托和归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走出国门,从事世界性的交往,普遍地感到对国学的无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不能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茫然无根,于是激起了一种内在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新认识国学,复兴国学,这就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自发地促成了一股“国学热”。

实际上,这股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现象是和中化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人们学习国学,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返本开新,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也就是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前两年,北京大学开办了一个乾元国学教室,向社会开放,普及国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人仍然站在五四时期激进派的立场,对北大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指指点点,冷嘲热讽,认为这是宣扬复古,用国学来反动西学。后来北大开办了一个西学教室,向社会普及西方的文化,把国学与西学两个教室并肩而立,平等对待,让社会大众自由选择。应该看到,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已经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没有必要再去重演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了。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大趋势,大潮流。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文化复兴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国学,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跟上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应该超越五四时期的那种旧思维,把当前的“国学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新的评价。

五、国学的核心价值 为了对国学作出恰当的定义,必须准确地指出它的外延和内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它的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

五、国学的核心价值

为了对国学作出恰当的定义,必须准确地指出它的外延和内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它的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它所包括的范围,内涵是指它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外延大则内涵小,外延小则内涵大,此二者大小关系是反比例的。比如人这个概念,外延极大,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它的内涵也就很小,只能说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有理性的动物,或者能运用符号的动物。如果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下定义,它的外延缩小了,内涵则要相应地扩大,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般属性之外,还要加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特殊的属性。前面说过,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外延极为宽泛,凡是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一切的学术,被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所登录的,统统包括在内,它的内涵也就不会很大,而是缩小到一种最为基本的属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精神。五四时期的一些激进派对国学的批判,往往是出于逻辑的混乱,弄不清国学的外延和内涵,他们一方面把国学的外延等同于经学、儒学,或者封建礼教,专制王权,同时又把国学本身并不具有的内涵强加在国学身上,认为全是负面的东西,必须打倒。当年梁漱溟先生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写了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大作,对激进派的这种看法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照梁先生看来,世界上有三个大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精神。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外延包括中国所有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外延包括西方所有的文化,印度文化的外延包括印度所有的文化。至于这三种文化的内涵,则是它们所特有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理念。就每一种文化本身而言,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就三种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则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可以通过世界性的交往,取长补短,会通融合。梁先生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界定国学的外延,用中国的精神来界定国学的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激进派的逻辑上的混乱,消除了许多对国学的不必要的误解。

梁漱溟

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独树一帜,那么究竟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应该来怎样界定。梁漱溟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说法,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什么认同。梁先生为这个问题苦苦探索了一生,直到晚年还写了一本《中国文化要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期间,写了一本《新原道》,副标题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所谓哲学的精神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不相同的地方,关键在于贯穿了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中庸”是指现世生活的人伦日用之常,“高明”是指人对宇宙的完全觉解和超越的天地境界,不脱离现世生活而又追求超越的境界,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冯先生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也没有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见仁见智的说法,说明当时许多一流的学者都在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是把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当作理想的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尽管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原因,理想未能实现,仍然是始终坚持,毫不动摇,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中和、太和,也就是和谐。我们学习国学,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站在文化精神的高度,来深入体会和谐理念的内涵,并且与时俱进,进行现代的转化。进入到21世纪,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这两个关键词已经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千年的理想即将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成功的转型,在传统的和谐理念中,我们加进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些崭新的现代内容。作为我们个人来说,从事人格修养,提高人文素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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