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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静江府城池图》看宋代桂林城的空间形态

作者: 来源: 日期:2011-6-19 20:20:43 人气: 标签:

作者:周长山


原文刊载于《城市史研究》第24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提  要]宋代摩崖石刻地图《静江府城池图》为我们了解号称“西南会府”的桂林城提供了直观的一手材料。它最早采用写景式符号,改变了以往地图绘制中的山川统一画法,并以混和比例尺的手法使图形的表示既简洁明了又轻重得当。以府治为中心的政治权力区域、西南夹城内的文教区域和南部偏东的庶民生活与交易区域的错落有序,清晰地体现出当时按功能划分城市空间的观念的存在。
[关键词]宋代  静江府城池图  桂林城  空间形态
  
  
     城市作为一种文明发达的标志和文化信息的载体,其产生和发展自然也就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建筑文化的时代特征,并直观地体现在城市的空间形态及其所表达的观念上。大概因为史料所囿的缘故,学人们此前在探讨中华帝国城市建筑布局或空间划分诸问题时,往往易于将视线投诸长安、洛阳或北京等都城之所在,试图以它们为范式来概括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所谓“规律”。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发掘和研究视野的转换,对典型地方性城市的个案分析也渐成趋势。人们各自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将观察力集中到个体城市的素材上,去提炼并积累有助于对今后进行比较分析的城市结构要素。本文以宋代石刻《静江府城池图》[①]为主要观察对象,尝试对南宋时期的“西南会府”——桂林城的空间形态与功能结构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桂林城与《静江府城池图》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桂林的行政建置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秦所置桂林郡与其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从秦王嬴政时代开凿灵渠时起,位于湘桂走廊南端的桂林就日益成为交通中原和岭南的要地所在。据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七《广西二》记载,秦王嬴政二十三年(前224年)在这条走廊上筑“秦城”,“以限越”;该城位于“(桂林)府北八十里,东北去兴安县四十里”,又云“西南有汉城遗址,相传汉军伐南越时筑”。“汉城”被认为是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设立的隶属于零陵郡的始安县治故地所在。考古调查表明,秦城和汉城遗址在今兴安县大溶江一带。[②] 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改县为郡,仍称始安,初任郡守为黄盖。此后,始安郡治与县治均设于今桂林市。南朝梁天监六年(507年)置桂州,初治所游徙不定,不久移于今桂林市。经隋唐两代,桂州城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曾在桂州做过靖江军节度使的高宗赵构升桂州为静江府,桂林遂成为静江府治所在。
     桂林作为正式行政区划的名称虽是明代以后的事情,但是自唐代中叶开始,人们即已惯于将桂州府治所在称作桂林了。宋之问《始安秋日》有句:“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白居易《送严大夫赴桂林》亦称:“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王昌龄、李商隐等人的诗作中也都把始安、桂州称作桂林。莫休符写的《桂林风土记》更是为人所熟知。到了宋代,称静江府城为桂林城几成惯习。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著述中屡屡可见。
     桂林既为“居五岭之表,控两越之郊”[③] 西南重镇,对于防御设施和治权象征的城郭的修筑,自然也就予以相当重视。桂林在宋代曾5次筑城,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南宋末年宝祐六年(1258年)至咸淳八年(1272年)之间,参与其事的先后有广南制置使李曾伯、广西经略安抚使朱禩孙、赵与霖、胡颖等。城池竣工后,于城北鹦鹉山南崖石壁上凿图纪功。关于绘制年代,据位于其西侧10余米处同期另一摩崖石刻——章时发《静江府修筑城池记》的文字记载,为咸淳八年(1272年)。因桂林时称静江(亦作靖江)府,故该石刻便以《静江府城池图》(以下简称《静江图》)命名。图高2.90米,宽2.98米;上方附有高0.31米,宽3.08米的类似于“图记”的文字说明。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摩崖石刻地图,在年代上仅稍晚于苏州《平江图》。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观念解构与历史复原
  
       宋代虽然可以说是中国地图发展史上一个较为发达的时期,著名的《华夷图》、《禹迹图》、《平江图》、《历代地理指掌图》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包括《静江府城池图》在内的这一时期的地图绘制,尚未摆脱以景观勾画为主的修饰性技法的窠臼,掺杂有较多的意志观念。至于具近现代意义的实测地图的出现,则是清康熙皇帝之后的事情了。
对于地图的评述,叶凯蒂曾涉及到一个命题,即地图是意志的产物,而不是对地理景致的“客观”展现。[④] 葛兆光也曾指出:地图“也象文字的叙述一样,会发生一种无意的偏离与有意的误读,因为它的叙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相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空间的复述。”[⑤]
如果我们认真地观察和品味《静江图》,就会切实地感受到人的意志在其中留下的清晰痕迹。
若从宏观上纵览该图,给人一种结构严谨、平正坚实的感觉。但是如果把它转绘到现代地图上、对照现存古代城垣遗迹,就会发现两者在形态上的明显差异。根据“图记”和实际勘察得知,府治所在的南半部分城池在方向上明显偏向西南,而伏波山以北部分则位于北偏西方向,整个城郭的实际轮廓略呈并不规则的马鞍状;而且,城郭北半部分面积明显小于南半部分。地图所示与实际状况的差异,恐怕不能简单地以绘图水准的制约来予以解释,而应有其深层的原因。
      首先,地图的绘制者恐怕不能不受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平正方直的宇宙观的影响。《周礼·考工记》中对城市布局的设想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虽然在汉魏以前,城市建设规划中罕有采用此设想者;[⑥] 但随着儒学的普及和《周礼》地位的提高,《考工记》对城市规划的描述逐渐演变为一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空间意象和审美趋向,在愈益深远地影响着人们,“不正不威”的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隋唐长安城棋盘格状结构布局,其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海内。可是,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着诸多的不一致。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河道交通发达、地形起伏复杂总是使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得不因地而就,缘势而行,不得不由此修正或突破传统的规范。宋代桂林城虽是在唐城基础上扩建而来的,但周边的漓江、古阳江、伏波山,铁封山、鹦鹉山等自然地貌在发挥着天然防御功能的同时,无疑也局限规制着它的肆意拓展,城池形状也就自然而然地随山川之走向而蜿蜒曲折。这样,城峻后的制图者在向后人展现宋代桂林城的风貌时,很可能一方面竭力使得城图能够符合传统的平正方直的建筑理念和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桂林城独特的山川地貌和城市形象。
     其次,突出“今任胡经略”的筑城政绩,应是刻制城图的另一目的所在。“胡经略”名胡颖,在至桂林出任广西经略使之前,曾有知平江府兼浙西提点刑狱的仕历,[⑦] 对绍定二年(1229年)重建街坊后刻于平江府孔庙的《平江图》应是十分熟悉的。《静江图》极有可能是他在主持增筑城池竣工之后,效平江府事令人凿图于石壁,其目的应在彰显其功。但如文前所指出的那样,在胡颖之前增广桂林城的还分别有李曾伯、朱禩孙、赵与霖三人。胡颖主持的仅局限于叠彩山、宝积山以北的部分城区,范围不大;而且从“图记”中所示砖、石等工程材料的用量上来看,胡颖大大逊于李曾伯、朱禩孙而略多于赵与霖主持修筑部分。但从《静江图》来看,胡颖主持修建的城池区域明显大于实际面积。曾有学者从比例尺的角度做过测算,推定图中比例尺由南到北大致分别是1/1401:1/1196:1/723,呈现出一种并非等量的递增关系。[⑧]
      最后,从地图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对《静江图》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上的地位予以适当评价。在绘制手法上它最早采用了写景式符号,改变了以往地图绘制中山川统一画法,堪称创新。《静江图》娴熟地活用裴秀依分率制图的理论,以混和比例尺的手法解决了城池形状和山川、建筑不合比例的矛盾,使图形表示既简洁明了又轻重得当,形象地反映出桂林城“郭外青山山外城,山城如画画难评”的独特景致。至今,仍有许多旅游图或其他示意图还在沿用这种混和比例尺的绘制方法。
  
三、空间理念与功能分区
  
     斯波义信曾指出:在传统中华帝国残存下来有限的与城市有关的资料中,大多都带有浓厚的“官尊民卑”的色彩。[⑨] 应该说这种洞察,鲜明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独特的性格所在。而《静江图》所体现的宋代桂林城,除了“官尊民卑”的政治偏见外,还有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沉重的军事气氛。
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蒙古对南宋已采取大举包围的攻势,西路军队攻入四川,掠成都;宝祐元年(1253年),灭大理,进交阯。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军已由云南攻打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附近,并一度进犯桂林。理宗遂急令广南制置使兼知静江府李曾伯“城筑关隘,训练民兵峒丁,申严防遏”。[⑩] 景定元年(1260年)李曾伯去职,但修城的工程并未停止,中经朱禩孙、赵与霖、胡颖等三任经略使的继续,终于在咸淳八年(1272年)胡颖离任前竣工。据“图记”文字记载,此次工程的重点是修筑城墙和壕河,以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李曾伯时由城东北隅的雪观(伏波山附近)起,向北沿河到马王山脚(今叠彩山木龙洞)附近,再由宝积山顶起北至今陈公祠一带,修了两道新城墙,全长700多丈,城高2丈,面宽2丈,脚宽4.5丈;在古南门西边新修月城1座,将伏波山自北而南至杉湖北岸的唐宋旧城重加修筑;还将南阳江(今杉湖)沿着城西至鹦鹉山脚的壕塘加宽挖深。朱禩孙任内,又从今榕湖北沿今翊武路北向,新筑一道城墙与旧城连接,面宽4丈,脚宽8丈,高3丈,较其他城墙高厚;并开浚壕塘500余丈。赵与霖则主要修筑了今阳桥沿漓江至叠彩山的泊岸,全长700余丈。胡颖主要筑新城墙四处,共长400余丈;还开凿新壕塘。他们耗费巨资,前后相继,使桂林城“雉堞相望,流水莹带,群山耸立”的特点更加突出。
      纵览《静江图》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高城深池与军队营寨。
      从图上看,南宋桂林城有具规模的大小城门13座,团楼、望火楼、万人敌、马面楼等大型城上屯兵设施15处,硬楼等防御设施37处,堪称壁垒森严。而在城池北半部分,标明有“戍将衙”、“戍军寨”、“南定寨”、“武台”等字样的排列整齐的军寨,是为军事重地,颇为引人瞩目。图中之所以特别对军寨部分醒目标示,章时发《静江府修筑城池记》中的记述有助于了解此事:“初,公(指胡颖)之未至,戍卒率寄民家,客主杂袭,公既展城,而戍营首建,军民接堵,各以其业,遂万口歌呼,过于襦袴”。有关桂林城内驻军情况,黄震《黄氏日钞》卷67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节文称:南宋淳熙(1174~1189年)初,“经司驻静江,是时见兵亦不满二千人。石湖搜强壮一千人,并驻泊下。”至南宋末年,桂林地处西南战场前线,军容之盛当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颖扩建城池,其主旨之一是重新规范、安置这些戍卒,使其不与民众相杂,“戍营首建”遂被视作其“德政”的主要内容。突出今任胡经略的这一政绩,自然也是城图所欲宣示的主要内容。
       在城池南部,独秀峰南以府治为核心的官署区,构成南宋桂林城的政治中心。中国古代有“居中为尊”的观念,《周礼·天官》即称:“凡官府都乡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郑玄注曰:“中者,要也。谓职治簿书之要。”意在强调官署的中心地位和重要职能。但实际上,古代地方官署并无固定的方位,真正能到做到择中而立者并不多见。但不管怎样,官署所在多处于一个城市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的地方。南宋桂林府治是在旧唐代子城(唐代李靖所修子城内多为官府衙署,故亦称“衙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颇具规模。范成大初至桂林即感叹:“府治之雄胜,又有过所闻者”。[⑪] 这种统治机构在某一空间的长期存在和延续,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格局的特色之一。此举未尝不是向城市民众表示:新的统治机构在某些方面是旧有统治的延续。但另一方面须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城市地图中对官府衙署之类政治性建筑的极端关注与过分夸张,也几乎成为一种通病。从汉代的《宁城图》到明清时代的《(嘉靖)抚州府图》、《(道光)蓟州志》图等,无不如此。《静江图》中“府治”位置之醒目,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政治与权力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日常生活与私人空间,却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图中“府治”周围与政治和权力有关的标示,还有“转运司”、“提刑司”、“静江军”、“桂林驿”等。不过仅是文字提示而已,并无写景符号,表明其重要性与“府治”绝无可比。其中转运司全称转运使司,简称“漕司”,主管一路财赋,长官为转运使;提刑司全称提点刑狱司,掌察所部狱讼,长官为提点刑狱。它们原本与号称“帅司”、主管兵将和盗贼的安抚使司同为路级机构,但随着前两者权力的被分割和后者权力的强化以及逐渐形成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的惯例,安抚使渐成一地最高军政长官。故安抚使衙幕所在的“府治”得以突出、而其他机构被淡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桂林城的文化、礼教区域,则位于西南的夹城内。其主体建筑包括文庙、府学、宣城书院等。附郭县临桂县治也位于夹城内北部。关注宋代以后的城市或州县地图就会发现,学校或书院开始在其中以颇为醒目的符号标出,这种变化恐怕与宋代的“兴文教”[⑫] 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此方针指导下,尊孔崇儒蔚然成风,学校教育受到普遍重视。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曾诏藉寺观绝产以赡学。图中所示桂林府学,就是经略使张维于乾道三年(1167年)斥去位于原始安郡址的佛舍,多方筹措费用,“度材鸠匠”,将僻居东南隅的狭陋府学迁置于此,使得“殿阁崇邃,堂序广深。……教者,所以之布宣天子之命,甚实且称”。[⑬] 后来重学之风得以延续,学校也随之与衙署等一同被视为绘制地图时人文要素的重要构成:“图四境辨疆域也,图城池思防御也,图公署重政本也,图学校首育才也”。[⑭] 故有学者以此将学校看作中国古代城市中崇拜贤人和官方道德榜样的中心。[⑮] 因为较好的教育机构大多集中于行政城市之中,使得行政城市的文化色彩也随之鲜明起来。
      遗憾的是,或许由于制图背景或目的的局限,《静江图》除了简单画出的21条纵横交错的道路外,未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有关城市庶民生活的痕迹。但是如果结合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还是可以推知桂林城内的大致景象。南宋汪应辰在《桂林馆记》中曾着力描述桂林的繁盛:“逾衡湘而南,静江为一都会。崇墉复宇,显敞壮丽,通衢之广衍,阛阓之阜盛,称其为都会之府”。[⑯] 桂林城中,除了府、县官员、胥吏及守城戍卒以外,构成其人口大多数的无疑还是市民。为了他们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必须有商铺、市集、酒肆、瓦子等。现在已知的是,不仅仅南宋都城临安,即使诸如平江府、兴元府、庆元府之类的地方城市也广泛地存在着勾栏、瓦子等庶民的娱乐场所。[⑰] 桂林城内这类设施的存在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现在看来,当时庶民的聚集、交易之处,应该主要集中在城内南部青带桥(今阳桥)一带和城东南东江桥(今解放桥)两岸。
     据记载,宋末元初青带桥附近为主要商业区,“为商贾所藏宝物藩货,以有易无,日以千计”。[⑱] 过青带桥、进南门,右首东侧即座落着被视为城池保护神的城隍庙。宋代祭祀城隍已被列入国家祀典,城隍出巡与随之伴生的城隍庙会,堪称城市庶民的世俗庆典,故城隍庙周边向来是庶民心目中最有趣味的游憩场所,也是城市中最富凝聚力的商贸、娱乐空间。东江桥两岸、尤其是漓江东岸至嘉熙桥(今花桥)一带,是当时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桂布、铅粉、瑞露酒、羊毫笔等,众多地方特产荟萃于此。西过东江桥,进东江门,北侧即为著名的逍遥楼。逍遥楼建于唐代,以“增崇气色,殿若长城”著称,当时即有“南北行旅,皆集于此”的描述。[⑲] 迄至宋代,又将它重新修葺一新,别名湘南楼,号“桂之伟观”,[⑳] 成为庶人士子流连吟咏之所。从城门规模以及街道数量也可以看出,府治周边、尤其是以青带桥和东江桥左近为节点,桂林城南部偏东一带应是最具活力的区域。
  
      仅仅通过《静江图》来勾勒宋代桂林城的形象,或许有些单薄;但若将有关的文物资料和文字记载与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对宋代桂林城的空间形态以及制图者想要表达的观念有所了解。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的时期,一方面按功能划分城市空间的理念依然存在,即所谓政治中心区、军事要地、文化礼教区、工商业活动中心等的划分;另一方面,伴随着坊市制度的崩坏,城市中的生活气息与世俗风尚愈益浓厚。五代末周世宗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曾言:“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21] 至有民舍侵街占道之事发生。宋代的桂林城,其庶民势力的伸张也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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