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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经典《周礼》《仪礼》《礼记》

作者: 来源: 日期:2011-6-19 19:57:51 人气: 标签:

   古代中国的礼乐文化,早在秦汉之际就形成了精深的体系和博大的规模,《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则是它的理论形态。《三礼》是后世学者研究礼法、礼义的本原,也是执政者制订礼乐制度的依据,影响非常深远。

一、《周礼》
    《周礼》原名《周官》,先秦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这本书。汉初,政府废除秦代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而从民间发现此书。著名学者刘歆尤其偏爱此书,《周官》遂更名为《周礼》,并且列于“三礼”之首。
   
    《周礼》的作者不可考,有学者认为,此书体大思精,非圣贤不能作。刘歆认为,周公曾经制礼作乐,《周官》是周公手作的周代官政之法。这种说法推理的成分较多,证据比较薄弱。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它作于战国,或者是秦汉之际。《周礼》全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的间架,暗含着天地四方六合的宇宙格局。六官各自统领六十个具体的官职,总数是三百六十,而三百六十正好是周天的度数。可见,“《周官》”一名的本意,是“周天之官”的意思,是作者对周秦之际盛行的“以人法天”原则的巧妙运用。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述治国方略的书,六官的大致分工是: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一切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令人有“治天下如指诸掌中”的感觉。隋唐以后,中央政府设置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就是脱胎于此。
   
    《周礼》六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内容之丰富,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其中礼制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述。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一书的典制,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比如,作为国都中心的王城,必须建立在“地中”,就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的交会之处,也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因此,与其说是王城是中国地理的中心,不如说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地理中心。
    
    地中确定之后,按照“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建立王城,再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王畿。王畿是方千里,呈正方形。然后,再以王畿为中心,从内往外划九畿: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九畿也呈正方形,但一个比一个大,大小相套,依次迭远,有些类似于同心圆的形式。
   
    《周礼》的居民组织有两类: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乡的民户系统为:一比5家,一闾25家,一族100家,一党500家,一州2500家,一乡12500家;遂的民户系统为:一邻5家,一里25家,一酂100家,一鄙500家,一县2500家,一遂12500家。此外,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都是12,500家,整齐严密,
    
    乡遂之外的地方称为“野”。野的土地规划有农田和沟洫两大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的水渠称为“遂”,遂上的道路称为“径”。每十夫之田的中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的中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的中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的中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一直通到王畿。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不难发现,《周礼》一书有相当的理想化的成分,理论色彩十分浓郁,实际上是理想国的蓝图。
   
    《周礼》一书,学术与治术兼包,所以历来受到朝野的重视。所谓学术,是说此书的作者、性质、成书年代问题,是著名的学术公案,历代著名学者大多卷入其中,相与论难,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所谓治术,是说《周礼》详密严谨,洪纤毕贯,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政治家取法的楷模。例如,《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又如,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些制度,至今犹有生命力,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

二、《仪礼》
   《仪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载上古礼仪程序的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是其中之一,在“三礼”中最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

   《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十七篇。

   《仪礼》中有九篇是以士为主的礼仪,包括冠、婚、丧、祭之礼,所以人们又称《仪礼》为《士礼》。其中《既夕礼》是《士丧礼》的下篇;《士虞礼》是士在葬礼结束后在殡宫祭祀的礼仪。《乡饮酒礼》和《乡射礼》是乡人的集会饮酒和比赛射箭的礼仪。另外有八篇是诸侯、大夫的礼仪,如《燕礼》是诸侯与卿大夫燕饮的礼仪,《大射》是诸侯与群臣的射礼,《聘礼》是诸侯派遣卿聘问侯国的礼仪,《公食大夫礼》是诸侯以食礼款待他国前来聘问的大夫的仪式,《觐礼》是诸侯在秋时朝见天子的礼仪,《特牲馈食礼》是士于岁时在宗庙祭祀的礼仪,《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是诸侯的卿大夫于岁时在宗庙祭祀的礼仪。

    古文经学家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写成的;他们还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

    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按经文字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竟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文字艰深,经义晦涩,传习者自然也就少。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古代科举分房阅卷,从此之后,再无《仪礼》之房,因此,诵习《仪礼》者更是寥若晨星,其学益衰,不绝如缕。尽管如此,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明代的《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经典,学术价值很高。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此书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数据。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宗法之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阐述最为权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质于此书。

三、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礼记》在《三礼》中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周礼》、《仪礼》之势。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就是《仪礼》的“记”。《礼记》各篇原本独立单行,数量相当之多,内容也非常之丰富,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对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在战国时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销声匿迹。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记”一百三十一篇。但在西汉时,由于《记》是依附于《礼经》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参考数据,不可能列入学官。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的重视,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相传前者是戴德所辑,有八十五篇;后者是戴圣所辑,只有四十九篇。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说《小戴礼》四十九篇,是从《大戴礼》八十五篇中选取而成的。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以及近代学者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东汉著名经师郑玄为《小戴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却冷落了《大戴礼记》。结果前者盛行于世,流传不息至今;后者传诵乏人,不断散亡,到北周卢辩为之作注释时,已经只剩下三十九篇了。

   《礼记》四十九篇的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孔门弟子各记所闻而成。此书广泛讨论了礼的本质、理论、运用等问题,富有哲理,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例如:

   《礼记》处处投射出礼家人文关怀的光辉,最著名的是《檀弓》中“孔子过泰山侧”一节。一位妇女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咬死,依然不肯离开荒野,原因是惟有此处才没有苛政。孔子感慨地说“苛政猛于虎也”!此语成为后世反对暴政和苛捐杂税的思想武器。

   《礼运》论述礼的本原与演变,将五帝三王之政区分为“大同”与“小康”两个阶段,展示了儒家理想的蓝图,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受到过“天下为公”思想的影响。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提出了“乐本于心”、“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天地之和”、“声音之道与政通”、“乐以象德”等重要观点。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记述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育理论著作,提出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渐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

   《王制》是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杂采六经古注而作,意在损益虞夏商周之制,以定一王之法。篇中历述王者颁爵制禄、封邦建国、设官分职、朝聘巡狩、井田、教化刑禁、述职考绩、征税贡物、丧祭国用、选士养老等制度,颇似一篇完整的施政大纲。

   《礼记》中充满传诵千古的格言,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和引用,这是《礼记》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曲礼》)“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富润屋,德润身。”(《大学》)“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缁衣》)“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杂记下》)“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记》)在古代中国,《礼记》的格言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甚至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熟知《礼记》中的许多格言,这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仪礼》、《周礼》文字古奥,内容繁复,枯燥难读。而《礼记》的文字每每可与《周礼》、《仪礼》联系,是打通《周礼》、《仪礼》的桥梁;上可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下及于修身齐家,民生日用。既能严礼乐之辨,又可究度数之详。

    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为《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作新疏,以资讲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用《礼记》代替了《仪礼》。孔颖达疏集南学与北学之长,广采旧文,词富礼博,犹如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北宋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废《仪礼》而存《礼记》之科,《礼记》之学遂进一步压倒《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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